春秋盟誓制度之形态及其法律效力

综述
盟誓制度是先秦时期一项重要的法律政治制度，其内容涉及传统文化、法律、政治、社会民俗等多个方面，一直以来，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对盟誓制度研究倾入了大量的心血，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对于盟誓制度的研究开展较早。在民国，学者徐传保、陈顾远从西方国际法理论的视角出发对盟誓制度进行了研究，分别出版了《先秦国际公法之遗迹》和《中国国际法溯源》，其中徐传保认为盟誓“性质实为国际盟约”，此观点可以视为是对盟誓制度最早的法律认识。其后，盟誓研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直至侯马盟书以及温县盟书的先后出土，盟誓制度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渐深入。这个时期里，在新出土文献的帮助下，学者们对盟誓制度的适用范围、仪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突破了邦国盟誓的狭隘研究视角，在盟誓历史脉络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盟誓制度的社会功能开始成为学者们主要研究的对象，如罗银川的《论东周时期盟会的社会功能》，吕静以盟誓制度的仪式为中心，对盟誓制度的社会功能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考察，发表了《中国古代盟誓功能性原理的考察——以盟誓祭仪仪式的讨论为中心》一文，学者雒有仓则在盟誓制度的流变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西周初期盟誓述论》、《西周盟誓研究六题》、《论商周时代盟誓习俗的发展与演变》（与梁彦民合著）系统分析了盟誓制度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形态以及历史地位。另外，陈智勇的《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和《春秋时期宋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从国别的角度进行盟誓制度个案研究的尝试。在文本研究方面，李艳红的《<左传>盟誓语言研究》《<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左传>盟誓语言比较研究》（与钟如雄合著）对盟誓载书的形式、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
相较于盟誓制度的文化学研究，对于盟誓的法学研究集中在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制思想方面，刘笃才的《中国古代的誓、盟与成文法的关系》从法律发展的角度论述的盟誓对中国成文法发展的重要意义，赵丹的《论<左传>中的礼与法》则对春秋时期的礼法之辩做了有富有建设性的研究，董芬芬的《盟书——春秋时代特色的法律文书》以法律文书解构了盟誓盟书。
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为我们这些后辈加深对盟誓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缺憾之处：一、对春秋盟誓制度的法律关系缺乏明确的梳理；二、对盟誓制度的分类多停留在从参与主体的角度进行分类，而没有从法律关系、法律效力的角度对盟誓制度进行分类；三、对于盟誓制度的思想渊源研究不足；四、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了盟誓制度所蕴含的契约精神、诚实信用等精神价值，但是并没有理论性的阐释的总结。
基于盟誓制度的研究现状，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引入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依托盟誓制度的核心文本材料，探源盟誓制度的思想源头，梳理盟誓制度的法律关系结构，并揭示出盟誓制度的内在精神价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有益资源。
一、“盟誓”概念及其产生
1、“誓”之概念及其演变
《尚书》记载先秦“上古”的言论，《书》中共有八篇内容各不相同的“誓”，都有相对完整的体制；其次，“誓”的使用要比盟来得广泛，“盟”主要运用与国家政治层面，“誓”虽然后来与“盟”结合而成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但私誓方面仍然有相当广泛的运用。
《尚书》中有《甘誓》、《汤誓》、《泰誓》三篇、《牧誓》、《费誓》、《泰誓》八篇，其中《甘誓》载于《夏书》、《汤誓》载于《商书》，这些先秦誓文都已经具有了相对完整的体制。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将《尚书》中的 “誓” 解为“然三王之书，惟无典谟，以外训、诰、誓、命、歌、贡、征、范，类犹有八”， 视“誓”为尚书的八大文体之一。确实，中国古代文体的产生都与特定的体制有关系，誓也因为其体制所决定的独特形式而成为一种文体，但是本文中更愿意从其文本所具有的法律上的意义探讨“誓”。
“誓”是与中国古代礼制分不开的。
《周礼•秋官•士师》有言：“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考察《尚书》中的誓文，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成文的 “誓”与军事行动息息相关，誓文是在战前或行军中使用的一种文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秦誓文的功能有二：
一是明确作战方针，要求参战人员绝对服从。
在先秦乃至上古时期，军事行动是与祭祀并列的国家首要大事，为了军事行动顺利开展，首领要在出征与将士约法三章，明确作战要求。由于战事的胜负与部族全体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这种军事约法相当地重要，仪式也相当地隆重。
二是明确赏罚规则，激励将士斗志。
《尚书》记载了大禹与众人为誓的场景：
战争的胜负不单决定着部族命运，个人在战时所建的军功是个人社会地位提升的关键，以上誓文中禹向参战的将士允诺战争胜利后有大功勋，相反，在《汤誓》中，则有“汝若不从我之誓言，我则并杀汝子，以戮汝身，必无有所赦”的誓文，从这些誓文可以看出，无论是赏还是罚力度都很大。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誓”是部落首领单方法律行为，部落首领凭借着氏族部落的权威而与部族人为誓，在“誓”文中约明奖惩、描述作战时的“可为”与“不可为”，部族成员需要无条件服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军誓”具有军事法性质。
但是也有例外，《尚书》中的记录秦穆公言论的《泰誓》就与以上几个“誓”的内容有所不同。该篇《泰誓》写于秦穆公不听大臣劝告，执意讨伐郑国而遭晋襄公进攻，最终使秦军战败的背景下。全篇没有对将士的训诫也没有赏罚的规定，而是秦穆公对自己一意孤行的自悔。
《泰誓》原文如下：
《泰誓》通篇都是秦穆公对于自失的悔过和反思，没有前述“誓”文中与将士约法的内容，战国时期军旅之誓仍偶有出现，但是未再见如《泰誓》者，因此《泰誓》应视为是“誓”之体系的例外。
综合考察《尚书》中的七篇完整“誓文”，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独立语词存在的“誓”及其内容具备以下特征：
a、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从誓的内容上来看，誓的内容和功用是直接指向现实的，它既不是祈福的祈祷词也不是遥祭祖先的祭词，而是战争的动员令、部署令这类与实际紧密联系的内容。现实指向性意味着誓是一定要发挥效力，并且必须能够发挥效力进而影响现实的，誓的现实指向性暗含了誓必须具有实效的题中之义。法律被视为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指南，“誓”强烈的实效目标意味着若不遵守“誓”则“誓”的价值全无，这与法律必须被信仰与遵守的价值相同。
b、内容具有惩罚性表述
为了保证誓的实际效力，亦即保证部落首领的命令的效力，“誓”往往与“诅”是在一起的。
现行的法学理论通说认为，一个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包含三个部分：假定、行为模式以及法律后果，誓与诅的结合为誓的不履行规定了惩罚后果。但是，不是所有后果都是法律后果，比如日常的合同中也同样规定了违约后果，但是显然这种违约后果算不上是法律后果，合同条款更不能被看做是法律规范，那么为什么以诅为形态的誓言惩罚性表述符合法律后果特征呢？原因在于“诅”生效的来源，“诅”的实现一方面来源于部落权威的强力，即部落首领的权威性地位，另一方面来自于神灵的降临，世俗性的强制力与宗教性的强制力结合，构成了“诅”得以实现的强制力基础。
有论者认为“誓”是口头，而“盟”是书面，这种区分显然没有完整把握事实。事实上，誓的口头性最后仍然会落实为书面形式保留，而盟的书面的内容恰恰就是誓的内容，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呈现形式之别。“誓”的以上两个特征满足了“盟”所要达到的调解现实矛盾的目标价值，为盟誓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可能。
2、“盟”之概念及其演变
在殷商金文中有零散的关于盟的文字记录，盟最初的产生与部落之间的联盟有关，但这些行为相对零散，盟成为一项具体的政治制度则应该是在夏商以后。最早的盟的广泛运用发生在周初，周成王灭殷商以后，通过宗盟分封天下，盟成为了确信天子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盟由平等部落间的政治交往行为发展成为与邦国制度有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
《国语•晋语》回溯了西周宗盟初期的情况：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莼，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
此文中的诸侯指的是与西周同姓的诸侯，楚人和鲜卑因为不与西周同姓，因此不能与楚人和鲜卑族为盟，楚人和鲜卑只得到了替盟会守护祭祀火堆的资格。随着周势力范围的扩大，宗盟的范围有所扩大，《春秋左传》记载：“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这反映出这个时期包括殷商后人等异姓也被纳入到宗盟的范围内，但是同姓先而异姓后的规则仍然是要绝对遵守的。
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四、盟誓制度与中国当代法治建设
一切现代文明的建设都建立在一定的传统文化之上，制度建设在“体”，更关键在“魂”，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也是如此。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上。近代中国以来，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批判的态度为主，将传统文化作为反面进行攻击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误读。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不只是儒家思想，而“儒释道”的概括方式虽然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但是仍然不够准确。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应该是周代文化，是以宗法礼乐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及观念，周代文化中的各因子经周代末期诸子百家争鸣，发展出不同的脉络体系，如法家重法、儒家重仁、道家重自然、墨家重利等等不同倾向，这些不同的文化在后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交错参透，进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表征。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髓，对儒家思想投入大量关注，而对儒家之源周代文化关注不足。事实上，孔子所述的思想体现大致建立在周代文明之上，无论亲亲相爱的宗族观念还是明礼尚德的伦理观念，都是周代博大文化思想的一个部分。
历史总是变动发展的，说中国传统不重视法制而只有人治是不合适的，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有不同面貌的，如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盛世的唐朝，很难说其取得的成就与相互制约之三省六部制度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时人人所能够设计所构想，也才在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有停步乃至倒退。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在世界具有地位，国人似乎又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那些思想观点，可是任何的解读都应该立足于所论述对象本身，否则只会是以今解古、以今谬古。
从立足中国本土资源的角度来说，盟誓制度对于中国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盟誓制度建立在绝对神信仰体系上，其制度强调神的绝对权威，而后才有盟誓制度的现实效力之问题。信仰是人的内心力量，与盟誓一样，法律同样需要被信仰，今天回看盟誓制度，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秦古人对于绝对效力的遵守和信赖，在强调法治的今日中国，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份对于法律的遵守和信仰。
其次，盟誓制度所蕴含的契约精神，也是当代法治建设所必须重视的。盟誓制度要求双方对盟誓载书的共同遵守，即守约，要以约定内容约束自己行为，任何一方不可随意违约。守法便是要求公民以法律规定为行为指南，不能做逾越法律的行为和事情。回顾盟誓制度，发掘和突出盟誓制度中的契约精神，便也是提醒当代人守法之重要。
诚如法学家刘笃才所言，由誓而盟而刑鼎，是中国成文法发展的轨迹，而贯穿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是“盟誓以相信”的示信于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