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论近现代中日关系

摘要：本文通过论述中日两国近代以来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经济关系等一系列国家间的关系，表现中日间“政冷经热“的大体态势，并结合实际情况简明分析两国的未来发展前景，为以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提出见解。

关键字 政冷经热 中日关系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高，逐步超过德国、日本成为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载人航天的圆满成功更是作为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标志，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更是用超乎常人的速度列装部队，极大的提升了国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十八大的成功召开更是彰显着一个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世界性大国的兴起。前进中的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更多参与到世界发展当中，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更是意味着着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使亚洲各国间在反恐、经济、资源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和欧洲航天局的合作更是意味着新世纪的强强联手，为人类今后的发展共同奠定基础。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的协作。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的参与。

但是，一些不和谐的、逆时代潮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此起彼伏，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等等一系列论调，承载着”Made in China”物美价廉的货品当中散布到世界各处，世界上极少部分国家在需要中国的同时，也在排斥着中国，甚至企图污蔑、诋毁中国在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是生存在这样的矛盾与困惑当中。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的一个千岛之国，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个大岛及6900多个小岛组成，全部国土面积377835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云南省总面积大小，国内以和族为主体的人口约为1.2亿。自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帮扶和支持下，经济迅速崛起，一扫二战失利的阴霾，1955年其经济水平已经超过二战前期，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首都东京，是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日本在机械制造，精密仪器，航海，医疗卫生，环境管理、高尖端科技等研发制造上世界领先，当然也包括世人熟知的动画产业。

日本在二战后亚洲的率先崛起，带动并引领了东亚、南亚等一批国家的经济繁荣，之后产生的“亚洲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便是佐证。近现代史表明，一旦国际经济相互间形成固定的模式化发展，就会超过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成为一种结构乃至秩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不仅把自身作为经济“领头雁”的固有模式视为东亚经济的一种现实,而且日益把这种固有模式作为一种能够稳定发展其与他国稳定关系的地区秩序,欲以经济优势为依托在东亚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日本国内经济一片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富足，二战侵略的不堪历史已经被人们逐步忘却，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复苏埋下隐患。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率、股票期货市场和土地市场经历了疯狂增长后而又暴跌的情况，至此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萧条和“丢失的十年” ，这便是经济学界通常说的日本泡沫经济。陷入这场经济谜团的日本，失业率居高不下，国民经济低迷，国外投资集团纷纷将资金转向东亚的中国和南亚的诸多国家。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迅速平稳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提高。

中日两国国力在近十年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加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所不能比拟的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国，这让长时间以“亚洲老大”自诩的日本倍感紧张，面对国内病态疲弱的经济和屡传新高的国民失业率，日本社会普遍出现幻灭感和异化感，日本国民中逐渐出现了一批思想狂热、见解偏激、渴望重振民族精神，迫切希望得到强硬派政治家领导的人群不断扩大。此外,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日本力图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相一致。战后的日本，由于美国海外部队的进驻和《和平宪法》的限制，不能名正言顺地享有正常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只能在“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军事上的侏儒”状态中畸形的发展，日本各个阶层在精神层面上饱受压抑和郁闷之苦。

新世纪伊始，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权利更迭愈加频繁，国内政坛腐败案频发，经济毫无起色，日本国内对政治强硬领袖的渴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翼势力极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当前的日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但是日本国内目前的导向不由得让周边国家有所担心。新世纪初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陆续以政治家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妄图否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修改《和平宪法》，扩大自卫队管控范围，为迈向建立合法的正规部队，恢复“正常国家”走出了危险的一步；与邻国的领土纠纷更是被当权者看做向世界展示其国家强硬的表现，如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之争，与韩国的竹岛之争，与中国的钓鱼岛之争等等，其中对中日领土纠纷的钓鱼岛，从一开始的“驱赶我国渔民“到“击落中方无人机”的言论嚣张至极，甚至一度导致两国船只对峙的情况，国际社会一片哗然，日本的这种鲁莽行为使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两国关系并由此走到了最低点，双方取消高层互访，一系列经贸谈判被迫无限期暂停，中国国民愤怒被瞬间点燃，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声援活动，日本汽车遭到焚烧，日本店铺遭到打砸，两国民众之间积累的数十年友谊险些被当代日本领导人的短见而葬送。

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两国经济交流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2001年的87715亿美元,2002年的1,01911亿美元,2003年的1,33518亿美元,一跃为2004年的167819亿美元。4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日本虽然在2004年内失去了它垄断11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间这种特殊的“政冷经热”的关系无疑成为考验双方智慧的又一大难题。

面对这种两国间独特的外交关系，中方基本上采取了“政经分离”方针,致力于把“政冷”对“经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然而，根据政经互动的基本法则，“政冷经热”这一局面是不会持久的。从长远看，不是“政冷”导致“经冷”，就将是“经热”促成“政热”。

2003年夏季中国国内出现的关于“京沪高铁”的质疑与争论，在网络日趋发达的今日，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呈现出因特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虽然对中国政府而言“政经分离”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不得不面对中国万千网民“不想看到中国将230亿美元的大蛋糕”交给日本的感情因素。因此，如果中日”政冷“局面长久持续，势必对在华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就日本而言，要想在中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就应更加努力在其国内和中日之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避免在两国间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不时做出刺激中国舆论的举动。

但是实际上行动做起来并不容易，一方面在日本商界普遍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作为追逐商业利益的他们不应该过多的干涉国内、国际事务，主动放弃了自身对国家政治生活不满的权利;另一方面即便是愿意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商人，却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以来的低迷，日本国内大型企业年销售量屡创新低，成交额也日益萎缩，疲于恢复发展的自己企业，没有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对政治家进行”游说“，只能听之任之，更可能的在媒体上表达着自己对国内政治环境的无奈，以及对改变两国关系的迫切想法。

综述：

纵观历史，19世纪之前，中日两国间一直都是“中强日弱“ 的局面当中，19世纪到二十世纪末期，则是”中弱日强“的大体格局，在面向21世纪的新篇章中，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呈势均力敌的态势，东亚将呈现中日两国角力的现象，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况，这一现象将给中日双方的战略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未来的十到十五年间，两国关系将呈现调整期特有的剧烈震荡，调整的最强烈表现莫过于心理冲击和心态调整。

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取得合乎自身国际地位的政治位置，发挥相应的国际影响力是每一个国家的正常诉求，但是，作为日本，这样一个主动挑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战争的国家，数十年间没有深刻反省自身在战争中的错误，没有深刻认识自身对世界人民伤害，没有主动承担任何战争责任，甚至推卸战争责任的危险国家，它的一举一动，让中国没有理由不去谨慎对待，在一次次言辞激烈的外交用语去提醒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的同时，加快自身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实力，因为百年的屈辱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虽然中国受人欺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外交困局之时，就需要展现国家的“硬实力”，跑去他国门口，耀武扬威，军事实力只是解决两国关系、乃至世界关系的众多种方法之一。面对中日两国复杂的历史问题和以此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利益冲突，新时期中国领导人需要开动自己脑筋，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提出新的符合我国对外改革开放大局的解决和应对对策,就是说,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放弃政治原则。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大国，在促进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上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和睦稳定的大国关系，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是空洞的、没有效果的，只有中日双方共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携手合作、全面建立面向新时代的大国关系，真正使“经热”推动”政热 “，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后代人民的和谐友爱提供便利条件，使两国关系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团结协作关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