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人物归隐现象分析—以“射雕三部曲”为例

摘要:在金庸先生15部作品中有9部的结局都是以主人公的归隐收场,这些江湖大侠或是因形势所逼而隐于塞外,或是因性格使然而甘于平淡。他们总是在功成名就,誉满江湖时悄然离去,去找寻属于同他们的“桃花源”。金庸通过不同角度的刻画把武侠审美价值提升到能与传统隐逸文化相媲美的地位,同时也使武侠小说的内涵达到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金庸小说 隐士形象 传统隐逸文化 

金庸小说的许多主人公都曾经经历磨难,出生入死,除恶扬善,行侠仗义,豪气盖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隐世而居。细细品味金庸武侠小说不难发现其作品中散发着浓烈的隐逸气息。自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帅众英豪“豹隐回疆”,到封笔之作《鹿鼎记》韦小宝高呼“老子不干了”携家人避世云南,可以窥视出,归隐思想一直贯穿其武侠创作的始终。归隐的作用已不仅是在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是是思考人物命运,展现新派武侠小说人性张力,呼唤独立自由的现代意识。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因情节上的联系被人称为“射雕三部曲”。书中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或善或恶,或讷或精,或偏激或中庸,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穿插于故事情节中的隐士的所作所为,和主人公最终在功成名就后选择归隐的行径。根据主人公入世和出世的不同情况,金庸作品的隐士形象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首先是,从小孤苦无依,到成人有所建树,最后悄然隐世不问世事。如《神雕侠侣》中杨过携小龙女回到终南山后活死人墓了却一生;《飞狐外传》中的胡斐也黯然归隐;《白马啸西风》中的李文秀独自回到中原后也只能无所适从。

杨过可以说是金庸小说笔下最苦情人物。他的个性是通过作者生活化的口吻中慢慢道来的。杨过出场时“左手提着一只公鸡,口中唱着俚曲,跳跳跃跃的过来”“脸上贼忒嘻嘻,说话油腔滑调”,写得生动传神。杨过出生前父亲杨康已过世,母亲穆念慈在他十一岁辞世,从此独自一人流落江湖,不难想象期间他所遭受的苦难。正是由于早期父母教育缺位和后期的生活磨砺才养成他桀骜不驯、精灵古怪、机智狡猾,以致于在桃花岛学武难与武氏兄弟相处,授业于赵志敬却屡遭非难报复。杨过真正感到有安全感的还是在活死人墓与小龙女隐居的日子,但随着李莫愁的到来,平静的生活终于被打破,从此两人分分合合、生生死死,饱受爱情之苦。最后杨过在完成由狂傲偏激,无视国家命运,追求个性自由,成长为受人敬佩的大侠,到最后悄然归隐,去寻找只属于他两个人的“桃花源”。

杨过是逍遥的,他摆脱了社会伦理习俗的约束,得到了个性自由的伸张,超越功利后个人对社会的超越与解脱。读到《天龙八部》中有一个回目“且自逍遥无人管”时,金庸说:“这是道家的思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无疑杨过在金庸笔下是被刻画为道家隐者的形象。但侠客们的隐逸行为与道家的原本主张是不尽相同的。道家思想中更多的只是强调个体,对社会责任有所忽视,甚至是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侠客们的隐逸是以完成事业。履行社会责任为前提的。“天生隐士首先必须以一种侠义英雄的姿态成长,向我们显示其真正的英雄本色,其最后的退隐与归于平淡的收场才会令人唏嘘不已,感动万分。否则,一个凡夫俗子的潦倒至多激起人一份人道主义的怜悯和同情,而不具有正的审美感”。是的杨过是隐士,更是英雄。

其次是,主人公是在“隐—现—隐”的模式中生活的。基于各种缘由不得已入世,经历大风大浪,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隐”。《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华山绝顶苦修了十余年,在建功立志梦想破灭后,干脆退隐海外;《侠客行》里的石破天(又名狗杂种)在大山中度过童年,又在摩天崖上长大成人,在经历种种离奇,各种风波后还是回到梅芳姑的家中,也许就绝迹江湖了;《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在冰火岛出生成长,又在昆仑山无名山谷中独自度过青年期,在明教抗元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辞去教主职务,为赵敏画眉去了;《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在入世后遭受的苦难不由得她重归活死人墓。

张无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出生与成长的环境特别,这也造就他性格上的独异之处。一是冰火岛地处偏僻,与世隔绝,了无人烟,张翠山三人虽对他讲述中原情况,但毕竟听者多见者少。 金庸曾有这样的夫子自道: “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构思的时候, 亦是以主角为中心, 想象几个重要人物的个性, 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那么二就是岛上的三人对他的影响。可以说谢逊、张翠山、殷素素对张无忌的爱是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的。在独享三人的厚爱和呵护中,造就了他古朴淳厚的天性。相对于现实的江湖中人,他是毫无心机的,也就使得他不会说谎,也缺乏辨别谎言与欺诈的能力,于是总是不断地上当受骗。如回到大陆就上当说出“义父没有死”以致送了父母性命,也害的自己不断受遭受蒙骗。母亲谆谆告诫他“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但他又上朱长岭设计的美人计,而将义父的消息泄露于世,几乎危及义父与自己的性命;接着又分别受周芷若、赵敏乃至小昭之骗,他却不知或不介意甚至甘愿受骗;在灵蛇岛,陈友谅施计骗过盲眼的谢逊,更使得张无忌认为其是有义气、有胆识之人;最令人心惊胆战的还是最后朱元璋设计的一个局,寥寥几句话就使张无忌自动让出今日教主,明日皇帝之位,就是因为朱元璋把握住了张无忌的性格。

金庸说:“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领袖。当然,他自己根本不想做,就算勉强做了,最后也注定失败。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待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他又说:“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的确,他宅心仁厚,豪气仗义,温和随意,有一副菩萨心肠 。然而这样的人始终在于谎言周旋,他也得到了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而他却很难改变一下。
最后也许是心甘情愿,也许是上当受骗。张无忌携赵敏离开了不属于他们的江湖,去创建真正属于他们的“桃花源”。

最后一种归隐形式是“似隐而非隐”,这与白居易的“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的“中隐”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大部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但也少不了“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安排了“乾坤五绝”角色即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一灯、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他们一生多是隐居起来,如东邪隐世桃花岛、西毒独霸白驼山、南帝避世佛寺、北丐藏身江湖、中神通闭关活死人墓。他们在没正式出场之前总是通过他人的介绍来造势。终于等到他们出现却又只是那几句话,几手功夫的展现,似乎给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印象。《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代太极宗师张三丰,基本上在清修。

金庸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邪未必邪,正未必正”,这一写作技巧已经是金庸对小说境界的深化超越。论者认为此句话用在东邪黄药师的身上是非常合适的。他可以说是聪明绝顶的奇才,不仅文武双全,且兼通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算数韬略,奇门五行。博学如此,聪明如此的他肯定会考虑人的生死问题,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一恒久的人生论题。但显然他没有找到使用与他的答案,所以,他的一生是极其矛盾的。想陪妻子同死,却始终没死;想隐世桃花岛,却又渴望天下第一的名望;一生嘲讽儒家圣贤经典,如那首非难孟子及其著作的得意之作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但是在欧阳锋送来书生人头时,他大发脾气,说自己平生最敬重的就是忠臣孝子,埋了头颅,还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他就是可怜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想标新立异,却仍旧逃脱不了人间的伦理常情。
     对“邪未必邪,正未必正”理解最为深刻的就是武当真人,太极宗师张三丰。作为修道之人,他真的做到了恬淡无为,看透了正邪之分在乎人心,不在派别。他以博大的胸襟包容了张翠山与殷素素的婚事,甚至评价评价殷天正是位光明磊落的奇男子。但是,当他正真遇到明教徒常遇春却要劝他弃暗投明;对张无忌更是千叮万嘱切莫入了明教。可见隐世的张三丰的言行之间至少有点差异,对待正邪之分还是存在些偏颇的。
     金庸作品主人公在“出世”的问题上似乎达到了共识,那就是在理想破灭,却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现实世界的位置。换言之,大都是另类的不合时宜之人。“万念俱灰之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令金庸于悲怆之中营造了一个欲说还休的精神家园,那就是‘归隐’”。


     金庸并不是第一个写武侠人物归隐的作家(现代的江湖不肖生笔下已有隐士现象和金庸同时期的梁羽生也有写隐士),但金庸塑造的隐士人数之多、形象之鲜明、类型之丰富、影响之巨远,可以说,他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读者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归隐人物,作家是怎么塑造“金氏归隐”的呢?

金庸主要运用两种方法来使笔下的隐士千差万别,诚如他说的“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1. 通过类型化的背景人物来烘托

背景人物就是除了主要人物以外的一系列相对次要的人物。在作品中他们的有两方面:一是为展示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推动情节发展服务。二是在作品体系中聚集在一起,构成社会群像(社会规范)。几乎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背景人物,但金庸无疑是最善于发挥背景人物在形象体系中的作用的作家之一。在金庸作品中不难看出,它主要是运用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进行对照,突出隐士的性格。

世人公认《神雕侠侣》是部“情书”,这是毫无疑问的。金人元好问的《摸鱼儿》上半阙:“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成为了全书的主题曲。三毛说过:“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可以让人上天堂, 也可以让人下地狱的一个字: 情字。”金庸自己也曾在《神雕侠侣》后记中指明:“在小说中, 人的性格和感情, 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书中写了郭靖与黄蓉的纯情、李莫愁与陆展元的恨情、武三通与何婉君的孽情、公孙止与裘千尺的绝情••••••当然最让人荡气回肠的还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痴情。当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张已经兴盛,而且在江湖讲究的就是尊师重道、名正言顺。然而杨过的种种行为早已打破了这些束缚,他自我逐出全真教,又与自己的师傅相爱结为夫妻。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遭到众人的非议,就连一向疼爱他的郭伯父也站出来劝诫他。

《神雕侠侣》既然是部“情书”,那怎么能写到女主人公失贞、男主人公断臂呢?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陈晓林解释说:“天残地缺,更反衬了花好月圆的人间情意,而花好月圆之中,实包容了天残地缺的万古苍凉。美学上所谓的‘优美’与‘壮美’,巧妙地结合为一,互相加强,这是《神雕》一书写情之不可极处。” 这无疑是对该书写情的最好的总结。这与背景人物的爱情相比,主人公的爱更具有突破性和现代性,同时也解释了主人公归隐的缘由。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笑傲江湖》里设计了一大群武林人物(政治意义上的)形象,众人都在追逐江湖地位(政治抱负、政治野心)而慢慢异化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时崇尚自由、逍遥,毫无权力欲的令狐冲就得到了作者的青睐。金庸在后记中写道“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可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张无忌一出现江湖就成了抢手货。人人都想得到号令天下的屠龙刀,于是一个个丑嘴脸就显现出来了。《连城诀》中的狄云是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恶乡下小伙,他平庸无奇,进入城市就注定被骗。戚长发骗他,师伯及其弟子蒙他,官府害他有利用他,连他心爱的师妹戚芳也骗他。在这个充满了谎言的现实世界,他更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重回雪山。金庸所要赞扬的隐士就是在众多的背景人物的衬托下,显示主人公的隐逸情怀。

2. 对隐士孤独心境的发现

对书中人物“孤独心境”的刻画是金庸小说的审美意义及其特征之一。很时候,人在孤独之中才会表现出自身的脆弱,才会冷静地思考他的所欲所求。

前面已经分析了张无忌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在平时他总是温和宽厚,平易近人,不停地为武林奔走求安,为民族大义全力以赴,他似乎是个完美的英雄。然而我们很难窥视他的内心,也只有被困灵蛇岛上,又有波斯明教的威胁时,这是他真的陷入了孤独的境地。此时,面对对他有情又有恩的赵敏、周芷若、殷离、小昭,他无从选择,谁也无法帮他选择。之后小昭回波斯,他恋恋不舍;殷离惨死,他痛苦万分;赵敏被冤,他不明所以;最后谢逊做主要他与周芷若结为夫妻,他也默然,此时的他是个完完全全的孤独者,根本就是个被动者。那再看看他以前的行为不难发现,他也像对待感情问题一样被动。练九阳神功是为保命、连乾坤大挪移是应小昭恳请、做明教教主是形式所逼,逃婚是赵敏要挟,等等。张无忌的内心是孤独的,但他很享受这种孤独,直到少林寺中他才明白谁才是他最爱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适合他的,那就是携着赵敏,为她画眉。

陈家洛也是孤独的。出场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是个理想化的人物,在公共场合他维护着这一形象。然而,当他情窦初开,又遇到翠羽黄衫霍青桐时,为她吃女扮男装的李沅芷的醋,而拒绝之前已定的霍青桐兄妹的帮助与同行。他在沙漠迷宫(象征着陈的情感世界)中为选择难以出路而自省,尽管时间短暂,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迷惘空寂的心理世界,看到了与之前行为不服的陈家洛,此时的他才是真实的,这时的他是孤独的。这样的人还有《天龙八部》中的虚竹,他一心想留在佛门当和尚,却不得,与其说他习惯了和尚生活,倒不如说害怕世俗和孤独。段誉倒是潇洒风趣,随遇而安,但又有谁真正进入他的内心,对他表达过真正的关心与理解。萧峰更是让人只看到他大义大勇,却又有谁能窥探到他的内心情感。也许只有在他失手打死阿朱时,我们才能看到原来他也是脆弱的,这时的孤独感刻画的淋漓尽致。

我们看到了金庸笔下的众多隐士,据统计他的十五部作品中就有九部作品的结局是以主人公的归隐完结的。那么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金庸会有这么浓重的归隐情结?他这样写又有什么意义?

在了解金庸的人生经历,会发现他之所以在作品中反复塑造隐士形象,赞扬隐士行为原因有二。一,是对自己遭遇的感怀,内心的孤独感只有通过隐士的避世行为来抒发。鲁迅曾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 并且顾及作者的本人, 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知人论世”。他这样写隐士,一定与其人生经历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金庸出生在嘉兴海宁,少时就在外游学,与家人聚少离多。24岁随《大公报》到香港创办《明报》。时值1948年秋天,国内政权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易帜阶段,香港与大陆的联系由于政治原因又一直被阻断,此时他是回不到大陆的,他只能客留香港,直到1981年7月16日才有机会回家乡。十余年的背家离乡,纵然思乡情切,也无法如愿以偿,使他深刻体会到游子的无奈与孤独。并且,金庸是学国际法的,而且从事的是新闻事业,又做翻译事业,使他对国际与国内的形式有很清晰地把握。他在《明报》上写的政论很有预见性,就是他对纷繁世界比一般人看得更透彻。比如他早就提出了类似于“一国两制”的政策,来处理大陆与香港关系,还有就是关于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意见,在现在依然有借鉴作用。足可以看出,他是敏感的,是睿智的。正如“由于诗人的探索本身的性质,他在他作为第一个发现这所进入的那个新世界也是孤独的。”所以,金庸在预知世事上的这种超前意识无疑更加加深了他的孤独。

金庸的武侠创作期正直中国大陆政治混乱期,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失望和迷茫。居于香港的金庸虽然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直接冲击,但工作的原因使他更敏感地体会到国内政治风云发生的原因。就像在《笑傲江湖》后记中,他不讳言地写道:“写《笑傲江湖》那几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甚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的武侠小说之中。”在金庸的作品里,《笑傲江湖》是唯一一部没有具体时代背景的,然而书中的种种描述都可看作是“文革”的缩影。书中人物不论是对权力的热衷与追求而逐渐异化为“小人”,还是在夺得权利后的搞个人崇拜、自我膨胀,这不都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吗?陈墨先生曾这样评价金庸作品:“金庸之所以要从江湖写到朝廷,要从快意恩仇写到政治斗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按: 指政治影响)。武林的规矩及武林传奇故事只不过是政治斗争及其‘政治文化’的一种延伸与交流而已。”换言之,金庸为他笔下那些主人公(就是和政治不合作的人物),找到的唯一出路就是“归隐”。诚然“政治上大多数时期是坏人当权, 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 有人想进行改革, 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 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的漩涡, 独善其身, 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 以及隐士。”个体意识鲜明的侠客们厌倦包括政治意识在内的一切的压抑, 基于此, 他们纷纷归隐, 做了隐士。

二,是传统归隐文化对他的影响。金庸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肯定会受到熏陶。涉足中国古代文化会发现,其中总是充斥着仕与隐,朝堂与泉林的艰难选择。即使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也不免有时生发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感慨。但这个问题在主张逍遥自在,清静无为的道家那里是最容易解决的了,他们的方式就是归隐。 庄子就是真正的大隐者。他的人生态度就是冷漠、绝世、“曳尾涂中”。他的思想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拒绝出仕或不愿入仕之后的精神港湾。关于仕与隐,释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他们的心是“空”的,是不惹尘埃的。比较而言,儒道之隐,只是摆脱政治生活;而佛门之隐,则是要超越世俗生活;一个是方内之隐,一个是方外之隐,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隐得更深。

金庸无疑是对儒释道三家的归隐思想深有体会的,在他的笔下有壮志难酬的儒隐陈家洛、有潇洒畅情的道隐令狐冲、有佛法高深的佛隐扫地僧。各式各样的隐逸形象在他的笔下呼之欲出,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仅是写他们的归隐,而是通过归隐赞扬“自由独立的人格,体现尊重和重视个性的崇高价值的时代观念,以及对荒谬与黑暗现实社会的反抗精神和批判意识。”                                 

结语
  “武侠小说有高度的幻想成分,但又处处暗合着中国人面对人生百态的观念和态度,所以既是‘现代人的神话’,同时也是‘成年人的童话’”。金庸为中国读者量身营造了一个隐逸的“桃花源”,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侠客们对江湖纷争的厌恶与逃避,对世俗观念的不屑和抗争,对安静祥和、美满爱情、幸福家庭的渴望和向往,更是作者、侠客、读者对和谐社会的憧憬和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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