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紫关镇兴衰探源

一、荆紫关的得名及沿革
荆紫关镇是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下辖镇，自古以来就是边关重镇，历代在此都有建制。舜帝时为尧子丹朱的封地；西周为楚祖熊绎封地；春秋时隶属于鄀国；战国时西北部为秦国属地，其余为楚国丹淅地。秦楚丹阳之战后，全部归秦。秦汉以后隶属于丹水县。 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丹水篇》所载，丹水经过武关进入河南境又东南流，入臼口，按其位置，臼口当是今之荆紫关，故荆紫关古名臼口。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荆紫关名称如下：元朝名“荆子口”，明朝名“荆子口关”，清朝名“荆子关”，民国名“荆紫关”，现在仍名“荆紫关”。荆紫关的得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304年，此地属于楚国管辖，楚王派太子荆来镇守，于是此地取名叫“荆子口”。西汉设关，因过往丹江的行人，要搭木铺草为桥，故又名“草桥关”。 金元时期又改名为荆子口。明朝时，荆紫关古街道后面的山上长满茂密的荆条，一到夏秋时节遍地荆籽飘落，随被改为“荆籽口”，后来又叫“荆籽口关”。清朝，改为“荆籽关”，又叫“荆子关”。民国初取荆花呈紫色之祥意，改“子”为“紫”，荆紫关之名随延续至今。
二、荆紫关镇兴起和发展
（一）优越的自然地理基础
荆紫关处于东径111°01′，北纬33°14′，平均海拔500-600米。位于豫、鄂、陕三省的交接地带，与湖北郧县、陕西商南和河南的西峡县等地交错，距淅川县城75公里，总面积为164平方公里。荆紫关镇北靠伏牛、西望秦岭、东面是广阔的豫南盆地，全镇的地形基本是山地，丹江河道从西南横贯穿越而过。四面青山一江水，荆紫关古街处于群山怀抱之中，丹江水自西北向东南穿流而东，整条街紧依丹江的高坡地带展开，街区顺应地势弯曲。这样的地理环境，使荆紫关成为天然的优良码头。丹江的荆紫关至淇河口的黄河集，长20.7公里，河面宽50—80米，水深0.2—1.0米，河道宽阔，水流分散，洪水时可通行5—7吨的木帆船。 到达荆紫关时，江水渐深，江面渐阔，水流有所减缓。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很适合货船的航行。
（二）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荆紫关自古以来就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霸主之一的楚国就是在丹江沿岸起家和发展的。秦国和楚国战争频繁，大都是在这一代的丹江沿岸进行的，在秦楚丹阳之战中秦国就是以荆紫关作为大后方打败楚国的。昔沛公（刘邦）代秦出此。 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4年)2月，将军桓温北伐时走了汉水丹江路线。“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桓温统率步骑四万，发于江陵，从水路自襄阳进到均口(即老河口)，至南乡(即今淅川盛湾乡境)，步行入淅川，然后经过荆紫关这个险关隘口才到关中进行征伐的。 “天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统令都镇抚卜伯率军吏巡行南阳、高门、武关、荆子诸隘，南至襄、川二江之口，督以严备。……阿礼海牙曰：＇……吾征湖广之平阳、保定两翼军，与吾省之邓新翼、庐州、沂、郯炮弩手诸军，以备虎牢；裕州哈剌鲁、邓州孙万户两军，以备武关、荆子口。＇” 可见，元代统治者是把荆紫关作为战略要地的。明朝末年，历史上有名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荆紫关在逐鹿于中原的过程中发挥着中间的连接地带的作用。明崇贞八年(公元1635年)，起义军在陕西商洛地区和官军激战以后突出重围尔后到荆紫关进行休整，荆紫关为起义军提供了战略大后方。在清末捻军起义时，捻军时安徽捻军纵横于河南境内，又有汝宁土匪陈大喜、金楼教匪郜永清皆猖獗。“姜台凌亦犯沈丘、裕州，越樊城，复入荆子关，扰南、汝两郡，由柘城、鹿邑回巢。” 可见，荆紫关在捻军的军事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一举解放荆紫关,继而开辟了陕甘根据地。
由于荆紫关商业的繁华，同时又是丹江漕运的要冲之地，居于陕、豫、鄂三省的交汇之处，因此战略地位显的尤为重要，尤其是明清时期统治者在此设有高规格建制：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官府在此设置巡检司，有营千总镇守，保证了该地的社会秩序，促进了荆紫关经济的繁荣。明末农民起义导致丹江航道阻断，清政府为了保证丹江航运的畅通，对荆紫关极为重视，在这里常驻副将，将荆紫关作为一个特别的区域进行管辖。荆子关协，嘉庆六年置。 嘉庆七年，清政府在此设协镇(从二品)都督府，南阳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荆子关、信阳二协，汝宁等营。 并且南阳府盐捕、水利同时亦移驻于此，以确保漕运和官盐的水运安全，这样的设置更使荆紫关镇成为丹江流域的军事、经济中心。即使是在内忧外患的清末，荆紫关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道光12年(公元1832年)，官府撤消了府台衙门，又在此地设立了分防县丞。备有营副将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墩堡外委一员，护兵四十员，余兵五十员，驻扎到镇外的新城里面把守，这样军事配备和驻兵足见清政府对于荆紫关战略地位的重视。
（三）繁荣的丹江水运
丹江全长384公里,素称“八百里丹江”。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在夏朝各州向帝都进贡，荆州贡道是由汉水溯丹江或唐河、白河而上，抵伏牛山南麓，然后翻山而过，经洛水入黄河达帝都。 丹江水运早在战国以前就已通航，由于丹江水量丰沛、航道宽阔，航运从来没有间断过，因此丹江水运成为历史上可与运河、蜀栈并称的我国南北三大通道之一。而荆紫关的兴起与丹江水运息息相关。丹江发源于陕西商州西北，秦岭东南。流经陕西商州、龙驹寨（今陕西丹凤县）到商南县月儿岩入河南荆紫关，再由荆紫关经淅川城、李官桥至白岩山出县境；而后折东南注入湖北汉水，汇合长江。这样一来丹江航运与汉江、长江航运就连为一体，汉江与长江流域的大部分物资运往古都长安与西北地区都要通过丹江，丹江航运给荆紫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荆紫关就成为我国南部与西北地区的货物中转站，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丹水在唐代是长安至荆州“次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口运往陕西的货物“自汉口送襄阳，换舟秋船载至龙驹寨雇驴运省” 。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阻断淮汴漕运，由于丹江纵贯南北成为我国历史上江汉平原一带通往古都长安的唯一通道，南方许多物资都要通过丹江运往长安，对长安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丹水繁忙的航运，使得沿岸的李官桥镇、淅川老城、白亭镇、荆子关镇繁荣起来，尤以荆子关、李官桥镇为盛。
三、荆紫关的繁荣
(一)荆紫关镇繁荣的表现
据1905年编《淅川直属厅乡土志》记载：“全境商务以荆紫关为贸易总汇，城中(老县城)次之。”当时的荆紫关码头分上、中、下三处泊船，每天停船少则百只，多则三四百只，水上百艇接樯、桅杆林立，岸上千蹄接踵、囤货如山。每年的吞吐量相当可观，岁出货物有：“桐油约十万余斤，陆运赴北京、太原、西安销售，水运赴上海、汉口等城市销售……” 此外还有生漆，食盐、洋布、洋绸价值万余金，这些物资都是通过水运和陆运运进荆紫关，再通过荆紫关销往全国各地。的随着航运的繁荣和商贸的发达,荆紫关很快发展了起来。清代中后期曾一度形成八大帮会、三大公司、十三家骡马店和二十四家商号的繁荣局面。这些公司、商号的形成充分说明了荆紫关商业总汇的经济地位，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荆紫关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二)荆紫关镇的遗迹
由于众多的公司、帮会、骡马店和商行等竞相纠集,各地的能工巧匠在此修宫建馆，才一度形成了这条规模庞大、特色明显的古老街道。现遗存的建筑有：平浪宫，位于荆紫关南街东侧面。当荆紫关码头极盛时期，船商们组建船帮会，取“风平浪静”之意，筹建平浪宫，成为船工娱乐、集会之地。山陕会馆，创建于清道光年间，位于荆紫关古街东侧面，是由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商人集资创建，坐东向西，面临丹江。现存建筑6座，房屋29间，皆在中轴线上。万寿宫，又名江西馆，面对丹江，坐落在街道东侧，清代建筑。该宫为江西商人集资而建。协镇都督府（府台衙门）：位于古街道中部西南外侧1公里处，现存建筑3栋10间，分正房、侧房和道房。富商住宅，位于现镇文化中心，属三进四合院组成的深宅幽院，是清代及民国年间富商巨贾居住的地方。牌楼及传统建筑20余间。这些古建筑正是荆紫关镇往日辉煌的见证。
四、荆紫关的衰落
(一)丹江航运的衰落
荆紫关的兴起与繁荣与丹江航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丹江航运的荒废成为荆紫关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丹江水运的衰落是由于水量减少，毁林开荒，洪水暴涨、河床淤塞造成的。明清时期，我国的气候处于寒冷干燥期，南阳盆地年平均降雨量减少，河流水位下降。而上游多个蓄水工程的修建，使得河流被拦腰截断，使丹江水量的大量削减。 丹江河道艰险，常有乱石挡道，船行困难，从龙驹寨到荆紫关有“流岭峡”、“日月峪”，谷底狭窄，系丹江著名的险段。由于历代统治者又不重视河道的治理和船工的安全，如遇洪水泛滥，必定造成巨大的损失。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季，丹江洪水暴涨，一夜之间河市变为白沙之洲。除洪水冲淹外，大量毁林开荒，使丹江河岸严重坍陷，致使河床淤塞，航道不通，荆紫关镇随之百业凋零。这些都导致丹江航运衰败,荆紫关的水旱码头也逐渐萧条下来。
（二）社会环境的动荡
清朝后期，由于荆紫关战略地位的重要，太平军和捻军多活动于此，与清政府发生对抗。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陈德才部曾攻打此地与当地的地方武装多次发生冲突。民国初年，陕西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白朗起义军曾经两次经过荆紫关，在此开仓放粮，镇压豪绅恶霸，接济穷人。正是由于丹江航运的繁华，使丹江成为土匪、河霸的聚集地。民国十三年，土匪头子刘宝彬、陈四麦率兵两千经过荆紫关，沿街抢掠，纵火烧杀，使该街残遭损坏。尤其民国后期，官府派船收税，抓兵拉壮丁，船工的生活苦不堪言。此时古镇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造成“大鸟没有枪，打鱼没有网。当票擦屁股，卖儿跳外乡”的悲惨景象。 这些战争和动乱在一定程度上，使荆紫关的商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