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童蒙教育研究概况

一、文章选题意义
(一) 童蒙教育研究的重要性
“童蒙”一词《辞源》里解释如下:“童蒙,幼稚识未开知的儿童”,童蒙教育即未成年儿童接受的基础教育。古礼“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成为先秦以来中国儒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制度。蒙学教育一般指七八岁至十五岁少儿的教育,但是,其中不乏七岁乃至七岁以下儿童就开始接受蒙学教育,甚至在儿童能言能食起就施予教育。因此,本文中童蒙教育的年龄仅限于十五岁以下。
中国古代的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童蒙教育作为个体接受教育的开端和基础,其受重视程度以及实施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发展,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教育者们的重视。童蒙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先秦时期,贵族家庭儿童开始接受蒙养教育,《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应该对儿童从小就施以良好的教育,对以后优良品德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汉唐时期,儿童教育日渐体系化,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等多种教育方式。唐朝首开童子举,规定凡十岁以下童子,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诵文七通者,与出身。到了宋代,儿童教育的官学—小学普遍建立,童蒙教育也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为以后元、明、清童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朝虽然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但在童蒙教育方面,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因此儿童教育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如今,儿童教育更是父母和国家都十分关注的大事,了解认识我国古代儿童教育对于当下的发展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 元朝的特殊性
首先,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教育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的各项文化教育政策、实施状况历来受到学者的较多关注,专门的论述有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欧阳周《元代教育史》、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程方平《辽金元教育史》和王建军的《元代教育管窥》等。另外,对国子学、庙学、私学、书院、义学、元代学官等方面的研究颇多(下文研究动态中一一介绍),还有诸多通史性著作也都有涉及。但是,学术界对于元代的蒙学教育关注则不够多,专着尚无,目前我看到的相关的论文有贾慧如《元代的蒙学教育与教材》(《教育史研究》2009年第3期)侧重论述了元代的蒙学教材的多样性、内容及影响,但内容较为简单。蒙古族进入汉地之前是没有专门的学校的,教育水平较低,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大多是家庭教育,尤其是蒙古族母亲的谆谆教诲。入主中原,与汉族的文化接触后,元朝采取的何种童蒙教育政策,蒙汉教育的区别及各地儿童教育机构建置情况,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探究。
其次,元代的童蒙教育既有对前代传统教育的继承,又有在蒙古统治的特殊条件下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所作的调整。由于宋朝理学极大发展,新儒学兴起,使宋代的各项教育达到了一个繁盛的局面,小学的普遍建立,书院教育的发达,把宋代蒙学推向高潮。作为继宋之后的中原王朝,民族的多元化使得元朝的童蒙教学内容与前代有何不同;北方地区战乱多年百废待兴,与江南地区的发展程度是否一致;科举前后童蒙教育的重视程度、学习内容是否有变化……诸如此类细节性问题,尚无专门的著述和文章予以提出、讨论。而本文正是要带着这些疑问,对元代众多的文集、方志、传记、奏议、碑文等进行收集整理,试图把有元一代童蒙教育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研究框架。
二、学术研究动态
有关元代童蒙教育,徐梓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发表过《元代的蒙学》一文,但是目前笔者未找到此文章,其内容无从得知。元代蒙学专门研究者甚少,但是与教育相关并提到儿童教育方面的著述却不在少数。最为详细介绍元代教育的有申万里的《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此书全面考察了论述了元代的教育制度,对蒙元时期的教育政策,元代儒学的学产、学官、学制以及建筑布局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涉及到儿童教育的有第三章《元代儒学小学教育》,论述了元代小学的建立、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核制度,但是此文所探讨的儒学小学的教学制度是指官学里面的小学制度,所涉及的范围主要以元代江南地区为主。另有其论文《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也是这方面的研究的文章。欧阳周的《元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对元帝国的兴起、强盛和衰落,元代的社会概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元代的文教政策、官学及其管理,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元代的科举制度,元代著名教育家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元代教育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翔实的阐述。程方平《辽金元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分为两大部分,前者是辽金元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形式、教材教法、教学管理,以及教育发展与科举的关系;后者论述了辽金元时期的教育思想特点。对本文有较大借鉴作用的研究有元代的私学、书院以及元代教育家思想,认识到了元代蒙学教育与前代相比更加注重德育。王建军《元代教育管窥》所收论文涉及了元代的文教政策、大蒙古国国子学、三所国子监、科举、书院、教育家等内容,认为元朝政治因素过度介入教育领域,使学校成为政治权力角逐棋盘上的棋子,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只重视自己行为的国家价值取向,教育主体和人格主体在其中完全被淹没和被取代。
论文有贾慧如的《元代的蒙学教育与教材》(《教育史研究》2009年第3期),侧重论述了元代的蒙学教材的多样性、内容及影响。李琳琦《宋元时期徽州的蒙养教育述论》(《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论述了宋元时期徽州地区繁荣的启蒙教育,具体表现在:官立为辅、私办为主的蒙养教育体系的形成;一大批理学家热心训蒙事业,同时“择师教子”亦在徽州形成风尚;以及童蒙教材大量编写并形成区域特色等三个方面,但内容仅局限于徽州地区。杨国勇《元代教育的几个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讨论了元代教育蒙化和汉化相表里,教育发展不稳定,学校与科举关系不密切,建立了域外文化的教育机构等四个特点。
中国教育通史方面的研究则较多。国外的有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童蒙教育(11-17世纪)》(《法国汉学》第八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99-154页)的长文中,对中国宋朝到清朝的小学教育进行过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属于通论性质的,关注的重点是小学童蒙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对元代小学教育的发展情况、教育制度并没有给予多大的关注。国内通史研究有浦卫忠《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唐淑,钟昭华《中国学前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陈汉才《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池小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毛礼锐《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高明士《中国教育史》(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0年),上述通史性著述,对元代儿童教育都有提到,但是只是通论性介绍,论述不够全面。另有胡奇光《中国小学史》把小学作为一门学问,从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探索,对中国小学史作了概括论述。
再者就是元代其它方面的教育研究成果较多。如:关于国子学与国子监方面的研究有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增长》(《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89-112页)讨论了窝阔台时期的国子学,蒙汉菁英对于汉文化学习的热情,且这一机构被全真道士所把持。特格舍《元代国子学与国子监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认为元代的国子学与国子监是两种学校,其中国子监高于国子学,为最高学府。王风雷《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讨论了蒙古国子学与国子监的教学内容、教学管理等内容。本文则是试图在上述国子学研究的基础上,更多的挖掘蒙汉儿童在国子学内的教育情况。
蒙元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有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元朝方面介绍了耶律楚材、孛兰奚、哈剌哈孙、康里脱脱、拜住之母等人的家庭教育以及许衡、陈栎的家庭教育思想与实践。论文有刑铁,门玥然《宋元时期的家庭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介绍了宋元时期家庭教育内容的多元化,除了识字和计算,还有生活常识,人情世故和道德观念。袁冀《元代蒙人之教育》(《元史探微》文史哲出版社2009年)从家庭教育、生活陶冶、法律实践、延师教导以及后世的学校教育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蒙古人的各种教育方式。王风雷《蒙元帝王之母与家教》(《内蒙古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从蒙古社会的生产方式、战争情况以及蒙古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探讨了蒙元帝王之母与家教的内在关系。这是研究蒙元家庭教育的一篇重要文章,对我研究蒙元儿童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启发。
地方官学方面,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69页)对于从蒙古国到元朝时期,地方官学体系、学官、学田、生员以及元代官学的弊端等问题,文章都有详细论述。王立平《元代地方学官》、《元代地方官学的建筑规模及学田》、《元代地方官学体系的发展概况》、《元代地方官学生员及其学习生活》(《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1995年第1期,1995年第2期,1996年第1期)也是诸如此类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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